封面故事 | 我們還在羞於求助嗎?
原創 周春倫 新教育者
2021年10月10日，是第30個“世界精神衛生日”。
從2019年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範圍內大面積流行至今，我們每個人每天都在經歷著疫情對生活、心理等各方面的衝擊和考驗。
早在2006年，《中國行為醫學》研究人員曾對SARS患者、一線醫務人員和疫區公眾進行創傷後應激障礙調查研究。結果顯示，PTSD症狀檢出率分別是55.1%、26%、31%。
《柳葉刀》雜誌2020年研究了3500多名SARS、MERS和COVID-19住院患者的精神症狀後果。在SARS和MERS倖存者中，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患病率在急性期後的34個月（平均）為33%。
創傷後應激障礙，簡稱PTSD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，國內對PTSD的關注和研究逐漸增多。世界上對PTSD的最早記錄，源于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士兵的研究。心理學家們發現，經歷戰爭的極端壓力後，有很大一部分人患上了抑鬱症、焦慮症或精神分裂症。
後來，進一步研究表明，除了戰爭，其他一些極端事件也能導致心理創傷，包括自然災害（如地震、水災）、持續發生的暴力事件（職場或學校欺淩、家庭暴力、身體和性虐待等）以及創傷性喪失（如父母離異、領養、交通意外和失去家人等）。
因此，當疫情初期的恐慌和無措漸漸平息，我們更應當關注疫情對心理健康的影響，警惕疫情過後的PTSD。
01地震男孩的“三個故事”：警惕災後PTSD
2021年7月，河南持續遭遇極端強降雨天氣，多地受災嚴重，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。
救災結束之後，9月22日，香港心理學家、敘事繪畫療法創始人黃曉紅博士輾轉從香港來到內地，率領心理服務志願小組一行8人到達河南鄭州，開啟災後心理援助服務。
從2008年到2021年，從汶川大地震到2013年雅安地震，2017年九寨溝地震，2018年印尼的海嘯、地震和火山噴發三重災害，黃曉紅曾前後18次前往國內外各災區做災後心理重建公益服務。
每到一處，黃曉紅總要講述一個故事，這個故事來自汶川地震災區。
故事由一幅畫開始。這幅畫來自黃曉紅做敘事繪畫治療過程中一個小男孩的手繪（敘事繪畫療法，是黃曉紅博士結合敘事療法與藝術治療創立的一套心理治療模式，通常由投射性繪畫進入）。
男孩名叫露露，11歲，借助繪畫，他向黃曉紅講述了三個故事——
第一個故事是《我的家》：整幅畫由黑色蠟筆畫成（儘管整盒彩色蠟筆就在他眼前）。畫中有一棟房子，黑色的屋頂，地基十分不穩固，屋子旁寫著“危房”。屋外天空烏雲籠罩，正下著雨。房屋不遠處有一頂帳篷（雖是帳篷，卻長滿了潮濕的草）。帳篷中有兩個躲雨的孩子，滿臉淚水。畫的左上角寫著：“天下起了大雨，剛地震過後，他們在帳篷中躲雨。”
待露露畫完，黃曉紅請他講述畫中的故事，於是有了第二個故事。在這個故事中，帳篷變成了茅草房，畫面背後的內容逐漸顯現。露露說：畫裡的兩個小孩是雙胞胎。地震時，父母都被壓死在瓦礫堆中，孩子成了孤兒。他們的房子在地震時都成了危房，天正下著大雨，家裡不安全，雙胞胎逃到家旁邊的茅草房裡，正悲傷地哭泣。更不幸的是，連夜大雨讓茅草房漏水，兩個孤苦伶仃的孩子哭得更淒慘了。
然而，隨著治療逐步展開，一天，露露鼓起勇氣，向黃曉紅講述了第三個故事，他說：其實我跟你講的那個故事不全是真的，地震時，雖然我的家沒了，但幸運的是，家裡的人都沒事，我的爸爸媽媽並沒有死。
聽到這，黃曉紅形容自己“頭皮發麻”，心中仿佛有什麼東西躍然欲出。那麼，既然孩子的爸爸媽媽並沒有死，為什麼他會在自己的故事中加入這樣一個情節呢？
果然，露露說，這第二個故事，其實是他在地震之後一個月幾乎每晚都會做的一個夢！
“所以，透過露露的畫，我們看見了他的夢，在這個夢中，男孩內心深處的恐懼展露無遺。雖然地震已經過去一個月，但恐懼始終存在于孩子心底，午夜夢回，他總擔心爸爸媽媽哪一天被地震帶走。”黃曉紅說。
“每當有災難，我們聽到最多的一句話，就是‘忘記過去，放眼將來，別哭’，這些話能夠真正幫助到這些孩子，這些經歷創傷的生命嗎？顯然不能。”
男孩露露的畫作《我的家》，簡單的線條之下是一段有關地震的沉重記憶
她至今記得自己在汶川地震災區做心理輔導時，一名心理支持志願者在看完全程之後，激動地對她說的那席話，她說，“我希望您不只是過來一次，也不是十次，而是能夠陪伴這些孩子，直到他們真正走出來。我真的希望您能這樣做。”講著講著，她開始哭起來。
原來這是一位唐山大地震親歷者。從1976年到2008年，時隔32年，當年的青壯年已經步入老年，當年的兒童、少年們也都已成人成才，成為社會主力。但是她說，每年一到地震紀念日前後，整個城市依然彌漫著一股低沉、壓抑、悲傷、負面的氛圍。有多少死裡逃生的親歷者至今沒有走出當年的恐懼？還有多少喪失至親的人，依然時時被悲哀侵襲？
後來，這位親歷者選擇成為一名心理諮詢師，常常以志願者的身份奔赴災後重建現場。她說，如果唐山大地震時，災後心理重建工作能夠得到足夠重視，當年的兒童、青少年們能夠及時得到適切的心理輔導或治療，那麼，他們一定會很不一樣。
同樣，如果社會大眾對創傷心理有足夠認識，媒體人張進或許也不會陷入深度抑鬱。
作為資深媒體人，2008年5•12汶川大地震發生後，張進曾全力主導了自己所在平臺的抗震救災系列報導。整整兩個月時間，在滿目瘡痍的地震災區，他的所見所聞、所思所想，全都與災情相關，不分白晝黑夜，全身心、全情投入。
兩個月結束後，他回到北京，和災區正逐步回歸生活正軌一樣，他的生活也回到原有軌道。一切如常，似乎並無任何異樣。
直到2012年，他不得不因為重度抑鬱辭職就醫，他這才開始追溯：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經常性失眠？什麼時候開始出現長時間的情緒低落？什麼時候開始思維遲緩、判斷力下降、決斷力下降，以至於閱讀能力、表達能力都下降？
最終，他溯源到2008年在地震災區的兩個月，這個結果是他自己沒有想到的。後來，他總結自己的患病原因，“（在災區的兩三個月）是一次巨大的消耗，而抑鬱的本質是一種對於耗竭的自我調整。”
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範圍流行，對人們的生活與心理都造成了極大衝擊。民眾的心理健康，是後疫情時代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
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範圍流行，對人們的生活與心理都造成了極大衝擊。
民眾的心理健康，是後疫情時代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
02抑鬱症：一條看不見的“黑狗”
張進的故事來自紀錄片《我們如何對抗抑鬱》，這是國內首部全方位解讀抑鬱的系列紀錄片。
世界精神衛生日前後，有關抑鬱的話題“抑鬱症不是‘想不開’”，曾在微博上激起熱議。其中，一名抑鬱症患者的辛酸自述引發了很多人的共鳴，他說，“沒有人覺得我病了，他們只是覺得我想太多。”“患病以來，最讓我崩潰的一句話是，‘你就是心太重，想不開。’”
事實是，抑鬱症在人群中的普遍程度，遠遠超過人們所以為的。
根據《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（2019～2020）》資料，2020年，青少年的抑鬱檢出率高達24.6%，存在抑鬱情緒的人群比例更高。在很多人眼裡，抑鬱症是“比常規癌症還要可怕的存在”，但在中國，接受過專業幫助的患者比例卻不到20%。
在對抗諸如抑鬱症等精神類疾病的路上，於更廣泛的大眾而言，我們尚未邁出真正的第一步：認識它、瞭解它；于抑鬱症患者而言，在談論治療和社會支持之前，他們尚在尋求一份來自家庭、社會的理解與接納。
於是，紀錄片節目組走近真實的抑鬱疾病患者，追訪醫學界、科學界專家與學者，從個人、家庭、社會多角度呈現對抗抑鬱的經驗、路徑與方法，試圖提升大眾對抑鬱症以及抑鬱群體的瞭解。
紀錄片的敘事，是從廣州心理援助熱線的一個求助來電開始的。
電話來自一名14歲的中學生，她的訴求是，希望熱線能給自己的母親打電話，以權威的身份告訴母親，自己的狀態可能是抑鬱，需要去看醫生。
聽上去有些不可思議：為什麼要採取求助的方式，而不是直接與父母溝通？
對於這個困惑，另一個女孩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做出了解答——
子燁，高中生，三年前為了讓父母接受自己“真的生病了”這件事，她像發瘋一樣在家裡發脾氣、摔東西、摔門，終於成功逼迫父母帶自己去看醫生。在此之前，從初一到初二，她已經求救了兩年，但父母的答覆都是：你沒有問題，只是心情不好。
當被問及“確診之後有什麼感受”時，子燁說，“從醫院回來的時候，我媽非常難過，一副天要塌下來的感覺。而我自己卻覺得松了口氣，終於有白紙黑字證明我是真的需要休息的。”
同樣的話也從抑鬱患者小平的口裡說出來：“我當時覺得如釋重負，真的，心情還蠻好的。我是生病了，我是有救的。找到理由了，找到出口了！”
在國內，勇敢地向父母袒露，通常是抑鬱少年自救的第一步，也是最難、最重要的一步。但是，如何讓父母相信並且接受，卻是他們需要面臨的第二大難題。
由於對抑鬱症認識不足，無論是青少年還是成年人，從出現抑鬱症狀到接受治療，都有一條漫長的路要走。
比如，多年從事媒體工作的乙辰說，“我躺在一個三人沙發上，一個月起不來，除了偶爾吃點飯，從早到晚，躺在上面，就像僵屍一樣，我不太清楚是不是病了。”
即將步入老年的老袁說，“知道自己有毛病，但是不知道出了什麼毛病……就是不想見光，不想看見白天來臨，就認為這個世界一直黑乎乎的才好，就躺在床上。”
抑鬱患者、《抑鬱生花》的作者蔓枚說，“很多人以為抑鬱是鬱悶，是憂鬱，是很強烈的一種憂傷在作祟，但不是的，它到最後是被壓抑，像一個很大的黑洞，所有的東西都被吸進去了。”
抑鬱患者、《抑鬱生花》的作者蔓枚希望通過文字，
給予有同樣困擾的人以精神支持和幫助
抑鬱患者、《抑鬱生花》的作者蔓枚希望通過文字，給予有同樣困擾的人以精神支持和幫助
相較青少年，成年抑鬱群體身上背負的“包袱”更加沉重。對疾病本身的憂慮，對社會評價、他人目光的畏懼，以及無法脫卸的生活重擔，讓更多成年抑鬱患者選擇對身邊所有人隱瞞，包括家人和孩子，一個人默默支撐，直到病情惡化。
社會的偏見和不接納帶來的“病恥感”，是阻礙成年人就醫的最重要因素之一。
一直陪伴蔓枚對抗病魔的丈夫之言說，大家可能會很樂意關注和幫助一個抑鬱症患者，但是卻不希望跟他有過分密切的交往，更加不希望他是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個人。
但是，疾病卻並不會因為我們的忽視而退卻，相反，就如飽受抑鬱困擾的邱吉爾那句名言所說——“抑鬱就像‘黑狗’，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。”而這條看不見的黑狗，已經在不聲不響中，奪走了無數人的生命。
“病恥感是全社會的合謀，不是一兩個人的問題，也不是一個家庭的問題，更不是當事人的問題，它與整個社會文化、經濟發展水準以及文明程度是相關的。在全世界，抑鬱症都是有病恥感的。”張進說。
治療抑鬱症，藥物或許不是唯一的方法，但是，社會的認識、理解和接納，卻是對抗精神疾病的必要條件。
很多抑鬱症患者在走出抑鬱之後，都選擇成為宣傳者、溝通者，一面用自己的經驗為抑鬱患者提供幫助，一面試圖搭建起普通大眾和抑鬱群體之間相互理解的橋樑。
比如蔓枚，她以微博為視窗，將自己的生活日常、情緒體驗、抗抑鬱過程，都用文字記錄下來，盡可能給予有同樣困擾的人一些力所能及的精神支持和幫助。
她說，“我們可能都是孤島，我們可能終其一生都沒有辦法踏上彼此的秘境，知曉彼此的浩瀚與渺小，但總有一些東西可以像水流一樣，在我們之間傳遞那些花粉和種子，讓我們知道，我們不是唯一的存在。
在走過漫長的抗抑鬱路之後，張進也沒有再回到曾經的工作崗位，而是創辦了對抗精神疾病的工作室，選擇做一個抑鬱症宣傳者。他曾一年內走過二十個城市尋找抑鬱患者，堅持寫作、演講，一直在路上，希望尋找到一條個性化的、有溫度的療愈之路。
他說，“希望社會方方面面，無論政府，還是醫學界、心理學界等等，能夠團結起來，把所有力量湊在一起，打消病恥感，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，改變整個中國的精神健康生態。”
《我有一隻叫抑鬱症的黑狗》，是首本由抑鬱症患者及其陪伴者共同完成的療傷繪本
03 我們為什麼總是羞於求助
在河南鄭州，黃曉紅團隊到達的第一站是鄭州市兒童醫院，為參與災害救治的醫務工作者們提供減壓指導。
之後，他們又去到鄭州心靈家園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中心，為中心的社會工作者開展公益講座，分享如何將敘事繪畫療法（NDI）應用於社會工作實踐，如何運用NDI的視角陪伴服務物件更好地面對和處理問題。
最特別的一站，是一場“出征儀式”。
這是一支即將出征到災區開展災後支援行動的隊伍：中國社會工作聯合會重大自然災害與突發事件社會工作支援服務隊。隊伍由來自全國不同地方的志願者組成，其中有經驗豐富的心理工作者、社會工作者，更多是臨時領命的年輕人
7•20河南暴雨，受災嚴重的，除了鄭州，還有浚縣和衛輝，也就是此行的目的地。此去條件艱辛，唯一能預料的，是有很多困難正等待著他們。他們此行的一項重要任務，即提供心理援助。
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後，國內應對突發自然災害的能力、災後重建的經驗都有很大提升，但是，離真正的成熟尚有距離——不只是法律、制度保障，系統支援，人員、物資配備，更是觀念意識層面的真正提升，尤其對於災後心理重建工作而言。
圖片來自黃曉紅博士，她在2008年在汶川地震為孩子們做心理疏導時所拍
中國社工聯合會副秘書長林平光說，特別是中原這個地方，不到萬不得已，大家總是不願意求助，或者說，我們總是羞於求助。
究竟是什麼讓我們羞於求助？就像抑鬱症患者產生的“病恥感”，其背後是社會文化、價值觀、經濟發展水準、對疾病的認知水準等等綜合作用的結果。
2019年7月，國務院正式啟動《健康中國行動（2019—2030年）》，圍繞疾病預防和健康促進兩大核心，提出將開展15個重大專項行動。“實施心理健康促進行動”是其中之一，目標是，“到2022年和2030年，居民心理健康素養水準提升到20%和30%，心理相關疾病發生的上升趨勢減緩。”
在後疫情時代，讓更廣泛的普通民眾正確認識、應對常見的心理障礙和心理行為問題，主動關注自己、孩子、身邊人以及特殊群體的心理健康和精神衛生，也正是我們此次報導希望達成的效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