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翼：黃老師，最近大家把疫情當中沒被感染或者感染了也沒症狀的人稱為「天選」，是不是說明我們的社會文化有點「達爾文主義」呢？是不是正是因為需要考慮「適者生存」的問題，所以我們有時候笑不出來？

現在回想起來，為什麼小時候不習慣笑，似乎就有這樣的原因。考試之前，警告自己：別笑！只有真正贏了，你才能笑。考試之後，繼續警告：別驕傲！笑到最後，才是真正的勝利。

所以，結果就是，你永遠沒機會笑。因為，什麼是「笑到最後」呢？人生那麼長，好像只有那個「終點」才算是「最後」。也就是說，一輩子都要「苦哈哈」，只能在閉眼之前「迴光返照」地笑一下—— 好荒謬，不是嗎？

您說「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」，就會笑得「更自在」，我覺得是戳中某種「痛點」了。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……」，我們都在幻想，自己是不是就是那個要承擔「大任」的人。所以，我們都是主動地去「勞筋骨」「餓體膚」「空乏其身」……

哈佛大學的塔爾老師在《幸福課》中講到，上個世紀二十年代，隨著成功學在美國出現，抑鬱症的發病率也是跟著暴增。人們對自己的期望變高了，在現實的打擊面前反而更容易出現「習得性無助」。

而且我發現，在「成功——失敗」的認知框架底下，別人的笑，也會更容易給自己帶來傷害：「他是不是在嘲笑我這個失敗者？」

 所以，當我們自己笑起來，或者我們看到別人的笑容，我們會產生什麼樣的感受？到底是自在的？還是不自在？這真的是取決於我們對於自己的一個定位：「我」到底有沒有那麼重要？有沒有那麼「大任」？

更重要的是，我們有沒有必要那麼經常地用「失敗」或者「成功」來定義自己？